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，全社会用电增量全部由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提供。
这一成果背后，是中国新能源装机的历史性跨越。今年一季度，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893万千瓦，占新增装机的70%。我国西部12个省（区市）贡献了全国超40%的新能源装机，全国仅有的两个新能源装机突破1.5亿千瓦的省（区市）均在西部。
在甘肃敦煌，昔日黄沙漫天的河西走廊，如今矗立着“风机森林”，流淌着“光伏海洋”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酒泉方面获悉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酒泉累计并网新能源装机2758万千瓦，是过去13年的2.2倍，新能源装机总量突破4000万千瓦，占全省一半；光热装机达到72万千瓦，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。
而新能源装机规模高速扩张的另一面，挑战正在浮现——“沙戈荒”大基地的规模化开发，正面临生态约束的拷问。西部新能源开发的下一程，正在从“装得多”转向“算细账”。
西部省（区市）新能源装机占全国超40%西部地区是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主力军，为我国完成“十四五”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提供了关键的支撑。
在近日举办的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6年会上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介绍，我国风光资源开发主体位于西部地区。
从资源禀赋看，陆上风电潜力约是海上的10至20倍，其容量因子高值主要集中于三北地区，东北、华北、西北和西藏合计约占全国风电装机容量潜力的89%；光伏容量因子高值同样集中在西部，新疆、内蒙古、西藏、青海和甘肃约占全国光伏装机容量潜力的85%。西部“沙戈荒”地区作为风光资源富集区，已成为新能源开发的主战场。
贺克斌介绍，国家先后布局三批风光基地，总装机规模分别为0.97亿千瓦、4.55亿千瓦（到2030年）和2亿千瓦，核心区域均位于“沙戈荒”地区。第一批风光基地涉及甘肃武威、张掖和酒泉，第二批风光基地涉及巴丹吉林沙漠及甘肃酒泉，第三批风光基地涉及甘肃金塔、玉门和民勤。
其中，酒泉市的产业实践正为西部新能源开发提供参考样本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酒泉方面获悉，在产业链配套上，酒泉已形成风电装备本地化配套格局，具备年产2000万千瓦风电装备的综合能力，建成全国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；光伏装备年产能突破1000万千瓦，上下游产业链已全面打通。酒泉市经开区已从风电装备产业“一枝独秀”的局面，发展为光伏、储能、氢能、智慧电网等产业百花齐放的延链补链强链格局。
此外，围绕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和高效外送需求，近年来，酒泉加快推进主干网架建设和区域互联互通，全市建成750千伏变电站6座、330千伏升压站51座，酒湖直流工程外送电量突破2000亿千瓦时，“陇电入川”工程即将核准，已形成就地消纳和大电网外送的多元供电保障格局。
“沙戈荒”新能源开发不宜统称统管新能源装机高速扩张的背后，也有着“生长痛”。
“沙戈荒”地区是实现绿色转型和气候目标的重要区域。贺克斌指出，该地区当前仍面临生态环境方面的挑战——现阶段光伏开发的相关政策文件中虽已包含生态环境要求，但生态约束以空间避让为主，对生态扰动过程的恢复目标尚未设置定量指标。
以光伏开发为例，通常需考量自然条件、经济条件、开发成本、并网技术应用及生态等维度。贺克斌提出，“沙戈荒”地区不宜统称统管，若引入生态可修复潜力维度，可进一步细分为极干旱区、干旱区和半干旱区，适宜开发区域将呈现新的分布格局。
贺克斌表示，极干旱区生态损耗较低，适宜规模化开发，整体对生态影响呈正效应，施工过程还具有一定固沙作用，但面临植被恢复周期长、需滴灌培育、人工干预成功率较低等挑战，同时气候运行自反馈可能导致风速降低、沙尘积灰造成发电功率下降。
干旱区仍以正效应为主，可形成“光伏加治沙”的自然解决方案，光伏板下微生态有所改善，但推土施工可能破坏多年生灌木、促进外来草类增长，生态效应呈先降后升曲线，一般需5至10年方可显著体现正效应。
半干旱区生态本底较好，属高敏感区域，需审慎评估建设对地表生态的扰动损失。该区域可实现“光伏加农牧业”的双赢模式，但面临降雨增多导致生态收益削减、板下植物多样性因光照受限下降等挑战，板高、倾斜角度、间距及跟踪方式等参数均会产生影响，目前尚缺乏生产生态导向型的技术指导文件。
针对上述问题，贺克斌从两方面提出解决路径，一是完善选址生态指标体系，“未来环评把关除空间避让外，应增设生态可修复潜力评估要求，将植被覆盖、沙化程度、土壤水分、土壤有机质、土壤保持能力等纳入前期论证与优先排序。”
二是按极干旱、干旱、半干旱三类分区施策。贺克斌表示，极干旱地区可作为国家大型“沙戈荒”风光基地的首选区，但应避开植被区域，优先布局退化戈壁，并制定科学清洗策略。干旱区应以协同开发为主，尽量避开原生植被较好的区域，采取低扰动工艺，避免永久性破坏，并设置3至10年的辅助管理期。半干旱区应审慎开发，加强前期评估及后期对安装参数、生态环境的全面监控，制定基于环境正向效益的光伏部署参数等技术保障措施。
国家绿色低碳转型资金应向西部倾斜在生态约束之外，气候变化本身也在给西部新能源开发增添新的变量。
美国环保协会（EDF）副总裁、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秦虎表示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需要关注本世纪末的目标。根据世界气象组织预测，即使本世纪末能够实现温控目标，在未来几年大约仍有70%的可能性全球气温平均值将冲破1.5摄氏度，按目前的减排努力程度，未来突破2度也是必然事件。应对短期内快速温升、避免过高的“气候过冲”对生态系统产生不可逆的冲击，这一问题需要重视。
秦虎表示，西部地区在国家能源供应和生态安全保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需要全面重视气候变化对生态与能源安全双重影响，同时要加速能源低碳转型和加强生态修复，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。基于此，秦虎提出三条建议。
第一，化石能源退出与生态保护协同。西部作为中国油气和煤炭基地，在减少化石开采的同时，应关注关闭矿井后的甲烷泄漏问题。控制甲烷对于抑制气候过冲非常重要。同时，推进矿区生态修复，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。
第二，发展可再生能源须与生态保护协同。秦虎表示，可再生能源发展本身受到土地资源限制，应充分发挥可再生能源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同效应。大规模发展风光可再生能源，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宜通过模式创新实现两者协同，例如“板上发电、板下牧羊”的牧光互补模式、“棚上发电、棚下种植”的农光互补模式等。
第三，有效处理转型过程的公正性问题，加速转型进程。秦虎认为，在传统能源生产过程中，西部地区承担了国家战略性能源保障任务和生态修复任务，国家层面需要为能源转型和生态保障提供政策支撑。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提出设立绿色低碳转型基金，他建议，绿色低碳转型资金应考虑公正转型这一社会视角，对西部地区给予倾斜支持，把生态价值、减排贡献和保供责任更好体现出来，同时推动当地加快培育接续产业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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